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 “枫叶之国”的留学生活（上）

作者简介 

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向上滑动阅览全文

1979年初学校通知我，教育部已经决定派我以公费研究生的身份去瑞典留学，还是读运动生理专业。当时国内与国外教育界联系渠道有限，等了几个月教育部也没有联系到接收我的学校。恰好此时我在加拿大定居的叔叔回国探亲，他建议我去加拿大学习，并帮助我申请到温莎大学的体育学院。教育部很快批准了我转往加拿大学习的请求。

出国前，我进入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培训班接受4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随后我与另外9名去加拿大学习英语或法语的“语言生”被编为一个小组接受了出国前的集训，小组长是外交部干部培训学校的教师梅平。19年后我去加拿大访问，在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又见到了这位小组长，那时他已经是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小组中还有我在清华园的发小艾平，他后来当了中联部的副部长。

1979年9月17日晚上，我们这些人一起搭乘中国民航的包机飞往巴黎。飞机呼啸着冲上夜空，望着机翼下逐渐远去的北京的灯火，心中颇不平静。经历了文革后，我终于有机会再回到学校学习，现在又被国家公费派到加拿大去读研究生。短短一年间，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与文革中的逆境有天壤之别。多年来没有放弃学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证明“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所言不虚。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国家的改革开放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我感到，中国的崛起与腾飞指日可待。

1970年，文革中的父母

祖父唐悦良

70年前我的祖父放洋留美，30多年前我的父亲留英，如今我沿着祖父和父亲的足迹也赴海外留学，家族的历史在重演。出国留学将遇到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既然国家给了我这样宝贵的机会，我总不会让祖国失望。怀着将来学成回国报效国家的信念，我在飞机上进入了梦乡……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遥远的枫叶之国加拿大。路上经停伊朗的德黑兰，第二天拂晓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从巴黎我们改乘加拿大航空公司飞机，7小时之后到达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拉瓦尔机场。从那里乘长途公共汽车又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首都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三等秘书杨庆华将我们接到坐落在渥太华河河畔的大使馆。原来这里是一座修道院，后来被中国政府买下作为大使馆。当时在加拿大一共只有几十名来自中国的公费生，大都是学英语或法语的语言进修生，自我那一批开始才有科技专业的研究生到来。

温莎离渥太华900公里，属安大略省，临五大湖，地处美加边境，与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隔河相望。温莎是个小城市，当时只有19万人口，却还是加拿大第七大城市，其主要工业是汽车制造业，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这都有分厂。温莎大学有两万多名学生和上千位教职工，是当地主要单位之一。城市不大，但是很幽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到达温莎的第二天我去学校报到，体育学院院长赫莫斯顿教授马上接见了我。他告诉我，我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由于不了解中国学生水平如何，他说我还不能注册研究生，要我先修五门大学本科四年级的课程，包括运动生理、运动生物力学、基础化学和统计学等。他说要看一看我的水平能否达到读研究生的标准。

1972年，在窑洞中学习。

讲老实话，我这个三年没怎么念过正经专业课的“工农兵学员”的底子让我还真有点心虚，不过这“第一脚”总要迈出去。为了便于学习和更好地掌握语言，我入住学校的学生宿舍，与一位加拿大本科生同住一个房间，使自己完全融入加拿大学生的生活。白天上课，晚上去图书馆看书，深夜与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酒吧喝一杯啤酒。

这栋楼里住的学生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讲英语。一年下来，英语地道多了，也适应了加拿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这五门大四的课程对我来说困难不小。一是英文授课，有个语言适应的问题；二是生理学我在大学里学的很少，统计学根本就没学过；三是外国人教学不强调死记硬背，要你自己去找参考书，写综合分析报告，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大相径庭。

为了能在课堂上听懂，我努力做笔记，课外大量看书。好在那些加拿大同学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都十分友善，主动将笔记借给我。每天下课后我就借来同学的笔记复印一份，对照自己的笔记去消化。晚上我都在图书馆待到深夜，周末也加班加点，抓住重点内容下功夫。三个月下来，也就能熟悉术语，知道外国人的教学方法与思路了。

期末前，教生理课的教授要每个学生准备一个题目在班上作口头报告。我做了认真准备，第一次用英语在全班同学面前介绍了自己的作业。讲完之后，全班同学和老师热烈鼓掌，祝贺我的第一次演讲成功，让我受到莫大鼓励。期末考试，我修的几门课程都得到了B或B+。院长非常高兴，马上批准我第二学期注册研究生。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个月大概是我一生中下功夫最多也最为紧张的一段时间，生怕被淘汰掉。不过总算闯过了第一道难关，打开了通向研究生学习的大门。

1980年，成为温莎大学研究生。

1980年初，我开始攻读运动生理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学校规定硕士研究生要修六门课，每门课至少要取得B的成绩，还要写出一篇论文，通过答辩才能被授予学位。学生通常在第一年修课，第二年开始写论文，理工科学生一般两年半到三年可以完成学业。为了尽早接触科研，在导师的建议下我决定每学期只修两门课，同时立即开始做研究课题，两者齐头并进。

我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修了六门课，包括运动生理学两门，运动生物力学两门，科学研究方法一门，还有一门是做一项“专题研究”，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写论文的预培训。这些研究生课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教授没有固定的教科书，讲到什么专题，就让学生到图书馆去查相关文献，然后在课堂上与教授共同讨论。一般每门课有五六个研究生一起修，大家课下在一起探讨。这种方式让我逐渐熟悉了如何从文献中了解某一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如何将问题归纳整理以确定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以及如何用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收集资讯、分析思维能力的培养大为有益。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当“工农兵学员”时学校可从来没有教过我这一套。

在加拿大读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是按照ABCD来评分。90~100分评A，80~90分为B，70~80分是C，70分以下不及格。经过三个学期的努力，我修完了必修的六门课程。两门运动生理课一门得了A，一门是A-；两门运动生物力学课一门是A，一门是A+；科学研究方法A；专题研究A；总平均成绩是A。研究生能够门门课念到A的并不多见，导师对我的成绩极为满意。我的成绩也为以后来温莎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出了“牌子”。以前国内总有人说外国学生学习不如中国学生刻苦，我的那些加拿大同学可绝非如此。念研究生的人都是想要拿学位才来上学的，他们一定不会混日子，学习都非常努力，大家在研究生的办公室每天都要待到半夜才离去。

我的导师是诺博尔教授，他的专长是肌肉生理学，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方法研究肌肉的运动反应，属基础性研究。我的论文主题是用大白鼠研究骨骼肌代偿性肥大的机理，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体育运动中运动员肌肉力量增加的机制。我的硕士论文不包括文献索引一共只有43页，却是我整整做了两年半的实验才得到的结果，仅大白鼠就用了300只。导师对实验结果甚为满意，论文完成后以我和导师的名义发表在《加拿大生理学与药理学杂志》上，标志着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业内的肯定。

1982年5月，体育学院为我的论文举行了答辩会，三位导师和其他一些教授、研究生出席。我用半小时时间介绍了论文成果，然后用40分钟回答了所有提问。三位导师闭门讨论10分钟后宣布论文通过，评语是“满意”（评语分三级：满意、通过、不通过）。在我的硕士论文《大白鼠腓肠肌代偿性肥大时收缩蛋白质的代谢变化》的前言中，我对几位导师的指导表示了感谢，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愿在此向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祖国的全力支持，我在加拿大的学习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我的真心话。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